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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是极为深刻的。随着15—16世纪西欧教会社会化职能的强化和市民社会 的快速生长，这一结构性的社会转型便初露端倪，然而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才逐渐引起思 想家们的关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最先洞察到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并对之作出深刻分析的划时代的 思想家代表。不同的是，斯密更关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经济动力和经济规则，而马克思则更关注这 一发轫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因而给予它以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分析和 阶级革命的理解。稍后韦伯又从宗教伦理和文化的内在价值论视角，揭示和解释了西方现代经济社会 结构转型的精神伦理意味；他同斯密和马克思一起完成了对西欧社会转型或欧洲现代性生成的整体图 像刻画。斯密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和韦伯的社会学不仅标志着这三门最重要的现代社会 科学的划时代的理论高峰，而且也是对以欧洲为“原型”的现代社会的划时代崛起和结构性转型的 经典解释，包括批判性的分析和建构性的解释。 当斯密从英国早期工业资本积累和商业贸易的现实经验中发现“看不见的手”和“经济理性” 所支配的原始(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强大的行动驱动力(自利与求利的行动动机)时，他找 到了揭橥市场经济奥妙之门的金钥匙，进而揭示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催生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基本动 力：市场及其魔力扭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向，使之从自然条件下的自给自足式的经济活动方 式，转向社会化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合作和市场交易流通的市场经济方式。当市场获得足够的资本注入 时，便可以神奇地通过市场机制的合理配置，将各种资本融汇成汹涌澎湃的商品之流，作为社会结构 之基础构成元素的经济因之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和强健。然而，市场本身的开放、公共和“无 情”——所谓“市场不相信眼泪”，所谓“经济学不讲道德”——决定了现代社会必须为之建立相 应的市场规则系统或经济行为秩序。由此，市场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方式，更是且 首先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但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仅仅基于产权、资本、交易之 “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市场公正”，而不是一种社会公正。不但如此，原始意义上的市场公 正所导致的结果甚至恰好同社会普遍正义背道而驰，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更是如此。市场本 身只遵从市场经济的法则，所谓公平交易、买卖公平只能是市场规则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程序)公 平，决非结果公平。同样，市场经济严格遵循着自由竞争、公平起点、规则公平和过程公平的法则， 然而，由于参与竞争的人所具有的原始资本或多或少、竞争者自身的“可行能力” (阿玛蒂亚·森 语)有强有弱、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有大有小以及其他相关的偶然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致， 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损益的大小不同；进而，若将这一竞争景象置于持续不断的市场化行动过程之 中，各竞争者之间的贫富差别便有可能演化为天堂地狱之别，所谓市场公正最终必将走向社会正义的 反面。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发展所导致的这种反社会正义后果的批判反思，马克思不仅创 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且将之擢升到社会政治哲学的层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 学。他断定，资本主义社会只会助长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和资本鲸吞，却无法减少——更不用说消 除——市场经济所滋生的各种非正义或反正义现象，诸如社会阶级的分裂和对抗、剥削和压迫、非 人性和反社会，等等。造成这一反社会正义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平等的基 本制度安排。缺乏财产原始拥有的基本平等前提，私有制必定使生产资料的占有同生产劳动本身分离 开来，拥有资产和产权的人(资产阶级)可能不劳而获，没有资产和产权的人(无产阶级)却只能 劳而难活甚至劳而不活。在摆脱封建奴隶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解放”中，无产者表面上获得了人 身自由，然而“无产”的“天命”不仅使他们失去了一切财产，而且也因之使他们再次失去作为人 的自由。所谓“人身自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成果——仅仅是出卖自身劳动的自由。 而所谓“劳动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彻底的根本标志之一——原来不过是无产者 惟一可能的因而也是不得不走的一条求生之路。